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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场大跃进背后的隐忧:滑雪者的安全意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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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场大跃进背后的安全隐忧

滑雪场在硬件方面的安全保障固然重要,培训者的专业水平、滑雪者的安全意识同样不可或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符遥 李明子

2017年12月5日,北京南山滑雪场,滑雪教员正在接受培训。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董洁旭

2017年1月14日,星期六。万龙滑雪场。来自北京的大一新生胡杨正在享受刚刚开始的寒假。

这是他这个雪季的第四次崇礼之行了——他6岁开始接触滑雪,虽没接受过专业培训,但凭借天赋已经达到不错的水平。高考前,他没有太多机会“出来浪”,上了大学,他总算有了充足的时间和自由。

下午3点半,胡杨站在了“银龙道”的起点上。

这是一条长2050米、坡度18°的高级道。这天之前,胡杨滑过四五次。虽然每次都胆战心惊,但都成功到底。这一次,他也想以挑战这条道来结束完美的一天。

但只滑出去了几秒,他就知道这一次不太一样:雪板在颤,这是速度太快的表现。他有点儿慌,但没有刹车。他想,只要再往前冲几十米,就可以落到相对平缓的“小龙道”上,速度自然就会降下来。

“别怕!别怕!”他在心里默念——然后,他整个人飞了出去。

频频发生的事故

“我应该是想转向刹车,结果开始翻滚的吧!”胡杨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最先出去的是头,左臂下意识护头,然后狠狠地摔到地上,紧接着是腰椎,然后右腿。”

胡杨不知道翻滚了多少圈。“我睁眼看着,上面一会儿是天,一会儿是地。”终于,翻滚停下了,他下意识地想要站起来接着滑,才发现左臂动不了了,右腿动不了了,更可怕的是,腰也动不了了。

一位后面的雪友目睹了他摔倒的全过程,第一时间拨打了求救电话。5分钟后,雪场工作人员赶到,胡杨被用担架和摩托艇运至山下,一辆救护车已在待命。

半个小时后,崇礼区人民医院给出检查结果:全身8处骨折,几块腰椎严重损伤。医生告诉他,只差一点点,他就将难逃瘫痪的厄运。

这个雪季不只对胡杨是残忍的。就在他摔伤两天后,2017年1月16日,同样在万龙,北京大学一名女研究生在练习旗门技术时失控,撞入树丛后不幸身亡。两天后,在距离万龙35公里的太舞滑雪场,一名10岁男孩在中级道滑行时冲出雪道,坠下山崖。

公开报道显示,2015年2月16日,一名16岁的女生在北京南山滑雪场滑雪时摔倒,头部撞到一根支撑防护网的立柱,造成特重型颅脑损伤,两天后,抢救无效离世。

2017年2月10日,山东省临沂市茶山滑雪场,一名9岁女童搭乘魔毯上坡时跌倒,头发和手臂被卷入了正在运行的传送带中,她的肋骨断裂后刺破了内脏,最终不治身亡。

如此密集的事故令人震惊。但是,对于滑雪事故所造成的伤亡,国内尚无权威统计数据。沈阳工业大学辽阳校区体育部副教授朱东华曾独立对国内70家滑雪场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国内滑雪受伤与死亡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2008年至2011年间,因滑雪导致重度受伤的人数从最初的72人上升至156人,平均每年增长10%;死亡人数则由5人增至26人。

雪场“大跃进”

逐年上升的事故率背后,是日渐壮大的中国滑雪产业。1996年,全中国只有9个滑雪场,会滑雪的人不足1000人。而据《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中国滑雪场在2016年已达646家,比2015年增加了78家,增幅13.73%;滑雪者从上一年的1250万人次增长到1510万人次,增幅20.8%。

北京卡宾滑雪集团卡宾雪行天下滑雪场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改华对此感触颇深。作为中国最大的滑雪场规划设计品牌,2013年成立时,卡宾一年会接到200余个雪场规划、建设的咨询,但从2015年起,以年均100%的增幅上涨。“业务量增长很快,我们已经觉得有点儿招架不住了。”

客户中有小到造雪面积2万平方米以下的戏雪乐园,大到5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雪场,最主流的是建设15万至30万平方米左右的雪场。魏改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最明显的趋势是50万平米以上的大项目越来越多,建设速度也在加快。以2016年开业的崇礼富龙滑雪场为例,从开始动工到实现造雪面积达到75万平方米,只用了3年时间。

没人怀疑,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自80年代末国家提出“北冰南展、北雪南移”的发展方针,到如今“三亿人上冰雪”的号召,在冬奥会带动下,滑雪场从集中在东北、华北转为在全国“遍地开花”。2018年1月,广西桂林的天湖滑雪场将正式开业。据报道,西藏体育部门也计划在拉萨建成一座国内海拔最高的滑雪场。

“这股风潮有好的地方。但当大家都觉得滑雪能赚钱,就容易进入一种不理性的状态。”崇礼第一家滑雪场塞北滑雪场创始人、旅游策划专家郭敬说,许多投资人因为缺乏科学规划和基本论证,盲目跟风,雪场建成后才发现受气候条件所限无法造雪,只能以失败告终,河南驻马店、浙江温州,都有类似情况;还有一些地方,为了建雪场,不惜劈山或用土堆出雪道,对山形地貌的改变很大,有的地方为建雪场砍掉了成片的竹林,反而导致区域小气候发生改变,无法人工造雪、存雪了。

缺乏科学规划的盲目投资也埋下了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业内人士均指出,近年来,一些小型雪场匆匆上马,为了降低成本,设施简陋,在选址、场地建设、安全保障等方面也不符合条件,坡度不合适、雪道过窄及不及时维护等,都是常见问题。

最近的例子发生在2017年2月3日,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三昌滑雪场发生雪道坍塌事故,造成5人受伤。后经巨鹿县安监局确认,该雪场刚开业不久,并未办理过任何建设和运营手续,出事的雪道竟然是由脚手架临时搭建而成的。

防护与救援

胡杨依然庆幸,他最终停住翻滚的位置,距雪道边缘尚有几十厘米,力量再大一点儿,他就可能冲出雪道,滚到落差七八米下的另一条雪道上。

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在太舞滑雪场遇难的那个10岁男孩,被发现时,正躺倒在雪道右侧的斜坡之下。事后,孩子父亲关先生在网上发表文章,声讨滑雪场存在的种种安全隐患。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安全防护网的设置。2005年公布、2013年第一次修订的《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第28条规定,“明显危险源暴露地段”“雪道一侧陡峭地形段”应加装安全网;“安全网要求高1.5到2米,一般为橘黄色,立柱要求有弹性;安全网与障碍物间要求一定安全距离”。

关先生指出,儿子出事的地点地势陡峭,山崖下裸露着乱石、木块等危险源,雪场没有在雪道两侧加装安全网,只安装了由钢架、木条组成、不具缓冲能力的护栏。人一旦撞上护栏的金属立柱,会造成严重伤害。而且,栏杆下侧与雪面留有1米多高的空隙,事后勘察,儿子正是从这一空隙中冲出雪道,坠落山崖。

根据功能、网孔和抗拉强度等参数的不同,雪道安全网分为A、B、C三种,通常为聚乙烯材质,主要起到保护、警示、导向和阻拦的作用。但关于是否必须在雪道两侧安装防护网,业内也存在争议。

沈阳体育学院冰雪教研室主任、国际轮滑联合会(FIRS)国际级裁判刘仁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2011年的一次全国滑雪场所安全工作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曾就安全防护网的设置征求过专家意见,希望了解国外的做法。“其实国外的高级雪场很少有安全网,比如美国,通常几座山都是雪场,漫山遍野都是雪道,没法设置安全网,而且雪道很宽,没有安全网也很安全,只是在一些危险地段,比如悬崖旁边会有。”刘仁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卡宾滑雪集团总裁伍斌也是滑雪发烧友,他觉得加装过多安全网并没必要。“万龙、多乐美地等偏大型的崇礼雪场,风景很好,都装上防护网,风景就没有了。有的地方,树林本身就是一种屏障,非要用护网隔离开,和这项运动亲近自然的本意是不相符的。”

但对于仍处于市场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情况似乎有些不同。魏改华说,考虑到滑雪在中国还是一项新兴运动,参与者以一次性体验者和初学者为主,技术水平有限,他们在设计中国雪场设计时会进行一些调整,比如:适当降低同等级别雪道的坡度——“国内的中级道难度相当于国外的初级道”;扩大终点停止区的范围,以便给滑雪者留出更大的刹车空间。她说,出于安全考虑,凡是卡宾参与规划设计的雪场,他们都会建议客户加装安全网。

尽管存在争议,但在接连发生滑雪事故后,2017年2月,河北省体育局出台了《河北省滑雪场所安全管理规范(试行)》。据了解,目前崇礼各雪场已按要求在不同地段架设了安全网,覆盖率基本达到90%,有的危险地段则加装了两层。

而在2017年10月第二次修订的《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中,虽没有对安装安全网提出强制要求,但增加了“安全网对保护滑雪者至关重要,滑雪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架设安全网”的字样,同时增加了架设安全网的危险地段建议。

但安全网只是防止事故的手段之一。国外滑雪场为确保安全的细节还有很多。比如,大部分美国雪场为滑雪者提供RFID(无线射频识别)信息身份卡,能够记录滑雪者相关信息和在雪场的活动情况,一旦发生事故,可凭RFID身份卡查询滑雪者的活动路线等相关信息,便于搜寻和救护。

有些国外滑雪场还在容易发生危险的雪道设置慢滑区,防止速度过快发生意外,并有雷达测速装置,一旦滑雪者超速,专职雪地警察便会发出警告,情节严重者会被没收滑雪卡。

受访者还普遍承认,国内雪场在救援服务上与国外仍有较大差距。

刘仁辉说,几年前,他带领解放军滑雪队在奥地利Hintertux冰川雪场训练,一位队员滑行时撞上了一名教练,两人都受伤无法动弹。十几分钟后,巡逻的直升机和救援队发现了他们,直接将他们送到了医院。

在中国,尽管按照规定,各雪场都配备了巡逻救援队,但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操作规范,救援水平参差不齐。在太舞滑雪场的事故中,关先生曾抗议雪场救援存在严重问题:孩子的头盔撞裂,头颈部严重受伤。救助这类伤者时理应先固定头颈部后再移动,但在救援过程中没有采取相应的固定措施,孩子被直接抬到充气船上,一路由雪道滑下山。这一过程中的颠簸很可能造成了二次伤害。救援录像显示,孩子刚被发现时,还有呼吸,还能喊疼,到达山下救护车时,已没有生命体征。

胡杨的救援也存在同样情况。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将他送医的运送过程中,没有进行固定或急救措施,对伤情的初步判断,最后靠的是目睹他摔倒过程的那位雪友拍的照片。

被忽视的教练

在瑞士滑雪产业专家、《全球滑雪报告》作者劳伦特·凡奈特看来,滑雪场在硬件方面的安全保障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要教育滑雪者。”

然而,在滑雪运动起步较晚的中国,本应承担教育、培训作用的滑雪教练却一直被忽视。直到2013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才将滑雪列为“高危运动”,要求“经营者应当保证经营期间具有不低于规定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应当持证上岗。”

“严格意义上讲,从那以后才有针对雪场的管理规范。”北京滑雪协会主席李晓鸣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也是从2013年起,才有明确规定要求雪场必须具备5名以上持证上岗的教练方可开业。

在国内,要成为一名滑雪教练,要获得“社会滑雪指导员”资格认证。这是一个由人社部和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许多“半路出家”的教练培训几天就能通过考试。对于他们来说,自身水平有限,“教学方法”更无从谈起,有的自己技术过关,却不知如何讲解、指导;还有的,索性就是以“推、拉、扶”为主。

魔法滑雪学院创始人张岩从事雪场管理和滑雪培训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在北京周边雪场做过调研,100个滑雪者中,大约只有10个人会请教练。“剩下的90个人绝大多数并不会滑雪。不请教练,一是觉得价格太贵,二是觉得就算花了钱,也没有得到很专业的教学。”

张岩认为,这与中国滑雪培训市场缺乏统一的规范有关:过去,滑雪人群少,教学案例不足,无法形成一套适合中国滑雪人群特点的教学体系,教学效率也不高,常常是一对一指导,但又没人监督教学质量。

在李晓鸣看来,这也是中国滑雪产业处于发展初期的表现。“早年的大众滑雪爱好者,大多是自学成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家没意识到这是一项需要正规培训的运动,国家也没有明确制度要求雪场必须有“持证上岗”的“正规教练”。

富龙滑雪场总经理张力涛则从经营者的角度指出,和国外滑雪学校独立于雪场的模式不同,国内绝大多数滑雪学校隶属于雪场。滑雪是季节性很强的运动,雪季结束后,教练团队就解散,入冬后再重新召集,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也缺乏稳定的收入。“教得好的,今年在这里,明年可能就换地方了。”

张力涛曾专门了解过法国的滑雪教练培训体系。他介绍说,法国滑雪教练考核体系几乎是世界上最严格、最专业的:第一关就是小回转计时考试,这已需要专业选手的水平;之后,学员到滑雪学校进行实习教学,同时接受技术、理论知识、安全救护学、运动心理学、生理学、法律等几十门课程的考试。考试全部通过,并积累到规定教学时间后,才能拿到教练执照,全程算下来,至少需要6年。

门槛虽高,但也有相应的福利保障:每通过一个级别的考核,滑雪学校会根据行业统一标准提高其课时费的提成比例;拿到执照后,学校便只扣除15%的管理费。一名普通教练平均每月收入为六七千欧元。

张岩也在欧洲参加过为期三天的入门培训,感受颇深:“3天,比自己滑3年进步都快。”但经过对比后,张岩认为,欧洲的滑雪教学体系不适合中国。欧洲人身体素质强,滑雪历史悠久,课程培训设置更为专业和严格,而中国滑雪人群多为第一次接触滑雪,基础薄弱,身体素质的平均水平也较差。相比之下,美国滑雪教练专业协会(PSIA-AASI)的培训体系面对的是种族多样、身体素质和滑雪基础不一的美国大众,更加适合中国国情。

从2014年起,张岩把这套培训体系引入中国。他介绍说,在这一体系中,教练为3个级别,要通过相对应的考试,方能拿到美国滑雪教练协会认可的相应级别的执照。“这一模式最大的优势是精细化教学:教成人用成人的教学方法,儿童教学也分不同年龄段的课程,3至7岁和12岁以上的孩子,课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教练的专业水平与教学标准也已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据李晓鸣介绍,成立于2016年12月的北京市滑雪协会,一年来的首要重点工作,就是推动中国滑雪教练的培训和规范性评级,并已对PSIA-AASI的教练培训体系做了本土化改良,相关标准即将出台。

进入2017年雪季后,李晓鸣每周二都要到南山滑雪场监督第一批滑雪教练员的培训。这一批新晋教练员共有60名,许多都已有几年教学经验,根据《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设定的5级标准,已达到4级。李晓鸣说,之所以还要从头开始培训,就是对教学动作要标准化动作,以便初学者模仿。

一些企业也开始关注滑雪教练不稳定的问题。比如,魔法滑雪学院就引入了日本“自然学校”户外教育体系、WAFA户外领队急救培训和美国ASA帆船教学体系。教练们冬季在“魔法滑雪学院”教滑雪,夏季则到“魔法户外学院”和“魔法航海学院”当教练,全年都有了稳定收入。

“滑雪教练自己也需要角色转换。”张力涛说,富龙已与黑河体育学院建立了校企合作,设置富龙定制班,希望培养出一批同时胜任雪季和夏季的人才,“这才能真正把教练队伍的骨干力量沉淀下来”。

让一让,不会拐弯

2017年初,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过去3年因滑雪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进行统计后发现,九成以上的受伤者是初学者,多为雪龄低于两年的初滑者。他们大部分是在未经专业指导或训练的情况下自行进入中高级雪道,导致自己受伤或撞伤他人。在这些案件中,伤亡者以80后、90后为主,伤情程度普遍偏重:七成以上的受伤者落下伤残,除脚部、腿部、臂部关节错位或骨折外,严重者表现为面部及齿冠严重受伤,头部骨折等。

滑雪无疑是一项高危运动。根据美国滑雪场协会(NSAA)2016年公布的统计数据,过去10年来,平均每个雪季,全美有38名滑雪者在从事滑雪运动时遭遇意外身亡,平均每150万次滑雪会出现一次致命的事故。

然而这样的事故率并不比其他活动更高。一个并不严谨的对比是,全美每年因交通事故身亡的有35400人,溺亡者也有3400人。

多位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中国滑雪运动事故高发的印象,是因为滑雪运动近年来迅速扩张,而滑雪者又多以初学者为主,尚没有养成良好的安全意识,使得滑雪运动在中国的危险系数感觉上比国外高出不少。

刘仁辉说,“举个例子,想开车必须要先学会交规,但滑雪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这相当于让不会开车的人开车上路。所以不是高速路修得不好,而是滑雪的人意识、技术有问题。”

一个例子是2017年2月发生在山东省茶山滑雪场的女童卷入魔毯死亡事故。事故的关键原因,是女童摔倒时头发和手臂被卷入传送带。而女童是第一次上雪,既没有戴头盔,也没有请教练。

研究显示,佩戴头盔可以降低30%~50%的头部受伤概率。根据NSAA的统计,虽然没有强制佩戴头盔的规定,但如今全美滑雪者中有80%都会佩戴头盔,9岁以下儿童佩戴比例更是达到93%。“头盔是保命的,别的地方摔了都能治,头摔了就完了。”张岩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过去在崇礼,中国滑雪者几乎没人戴头盔。2015年的一次事故后,崇礼所有雪场强制要求“上缆车必须戴头盔”。“一开始还有人骂,但实行两年来,大家都认同戴头盔了。”

滑雪圈也有公认的“交规”,即国际通行的《滑雪者行为及安全守则》,其主要内容是:“总是保持控制,能够停止或避让碰撞他人或物”;“前方滑行者具有优先权,后面的滑雪者有责任避让他们”;“禁止在阻挡雪道的位置停留,禁止在从上方看不到的位置停留”等。

这些规定虽然在中国各个雪场也四处张贴,但初学者并不注意。不少发烧友在评价当下中国滑雪场的安全隐患时都提到,中国雪场常能听到有人边从雪道往下冲边大喊:让一让,不会拐弯!

滑雪圈通常将这些不会控制速度和方向、不会刹车却偏爱从中高级雪道上往下冲的初学者称为“鱼雷”。“鱼雷”不仅自己容易摔伤,还会撞倒其他人。

张岩说,国内很多滑雪者无法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和后果。“有人以能从高级道上滑下来为傲。但你从高级道上用犁式滑下来,可能还没有我在初级道上练平行式的水平高。”在他看来,国内大多数滑雪者只处于“会犁式转弯、能停住,凑合滑一滑”的阶段。而在实践中,滑雪者还需要评估自己当时的身体状况。胡杨曾在事故后分析,导致他摔伤的那次滑行前,他已经滑了几乎一整天,体力已不足以应付高级道的难度,而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因为习惯于以“能滑下来”为标准,许多滑雪者常踏上超出自己能力的中高级雪道,这也让雪场管理者们头疼——雪场只能提醒,但无权阻止。张力涛说,为避免这种情况,富龙滑雪场特地在中高级道旁修建了一条“后悔道”:如果上去后发现坡度太高,没有把握,还有一条“退路”。

针对这一问题,北京市滑雪协会已联合京津冀地区的滑雪学校、雪场和政府部门,经过近一年论证,制定了《北京市大众滑雪锻炼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计划于2018年1月正式实施。这一《标准》借鉴了美国大众滑雪评定体系的标准,并根据国情进行了修改。

《标准》共分为9级:1~3级对应初级道,4~6级对应中级道,7~9级对应高级道。从2017-2018雪季开始,北京市滑雪协会将在北京10家雪场开展免费评级测试,通过考核者,将获得由滑雪协会颁发的相应级别的徽章。

“我们有几个目的,一是鼓励更多人学习滑雪;二是通过考试让滑雪消费者认识自己的水平;三是配合雪场加强安全管理。未来通过我们协会颁发的徽章,雪场管理者能够辨别你是什么水平、能上什么雪道。”李晓鸣说。

事故过去了近1年,经过痛苦的手术和漫长的康复,胡杨基本痊愈。幸运的是,这次重伤没有给他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只有腰上的3颗钢钉将永远陪伴着他。

胡杨说,刚摔伤时,他非常愤怒,认为雪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是我的安全意识不够,没有全面评估自己的能力和当时的身体状况,才导致事故的发生。”

有人问他:“你还会滑雪吗?”

“这个雪季应该不会了。下一个可说不准。”他回答。

(应受访者要求,胡杨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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